2012年5月13日,中日韩三国在北京签署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、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、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》,这是三国签署的首个投资协议。
2012年6月14日,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。
为应对此危机,保钓联盟决定于该月16日乘保钓船赴钓鱼岛,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,维护东海利益。
出发当天,中国大陆的参与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回,行动因此被迫取消。
2012年8月12日,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一行共14名保钓人士(包括1名大陆人士、1名澳门人士、2名凤凰卫视记者),从香港出发,乘坐启丰二号保钓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,其中7名成员成功登上钓鱼岛。
2012年中国反日示威发生于8月到9月,分为两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是和平示威,抗议日本在8月15日扣押香港启丰二号船员登上钓鱼岛;第二阶段始于9月10日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,部分城市的抗议演变成了针对领事馆、日企、日货以及中国无辜平民的打砸抢、暴力骚乱,故又称为“2012年反日暴动”。
就这样,已经渐渐被遗忘在故纸堆的钓鱼岛问题,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被搁置争议的三十年后,作为“手筋”被用出来,一时甚嚣尘上。
同时的日本,平静之下也是暗潮涌动。
2012年9月10日,时任日本金融担当大臣的松下忠洋被发现死于家中,警视厅证实其死因为自缢,现场留下给妻子的遗书。
松下是日本战后第二位任内自杀的国务大臣,他曾推动中日货币互换协议。
松下忠洋去世仅5天后,待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在家附近突然倒地昏迷,后不治身亡。
就这样,中日韩投资协定无疾而终。
多年以后回望2012,这些国际大事波谲云诡,可那一年,太多事发生在我的身上,以至于当时的我对这些事件毫无察觉。
除了10月的一点小插曲,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仿佛空白。
2012年10月的一天,我开心地跑去问严哥:“你知道吗?有个叫莫言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!”
严哥很冷淡地说:“不是的,之前有个叫刘晓波的,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。”
“是吗?”我很惊讶从没听说过这个人。
“刘晓波是因为”六四“,另外达赖喇嘛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,”巧合的“在1989年。不过他还算不算中国人就不好说了。还有个曾经的中国人,高行健,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他也是”六四“之后跑路到法国的,后来加入法国籍,用中文写作,在台湾出版。”那时我和严哥已经无话不谈,毫无禁忌。
曾经的严哥像是藏在剑鞘中的利剑,而现在他锋芒毕露,坦诚得近乎凌厉。
“你看过高行健的书吗?”
“我没看过他的书。我只听过他的演讲,感觉他是个很别扭,很虚伪的人。他提出”非主义化“的文学理论,认为文学不应受左右翼思想的影响,但是他紧接着的大段演讲都是攻击左翼革命主义。明白吗?非主义化不过是他用来占据理论高地的说辞,内核是反对革命。他是在”六四“之后退党逃到法国的,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吧?”
严哥轻蔑地笑笑,接着说:“他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大写的人,搞虚无主义的,西方利用他来解构革命和革命领袖。他在演讲里谈了很多对革命的看法,都幼稚可笑得不值一提。他这种人,要么是没有能力深入的了解西方制度,要么是不敢针对西方制度发表看法。我反对因人废言,但我很怀疑看他的书,仅仅是浪费时间。他搞美学研究挺有名的,我怀疑他是个”屎上雕花“的艺术家,相比于”雕花“,我更喜欢玉,哪怕是未经雕琢的璞玉。”
“我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。”
“当然了,这几个人获奖,就是为了恶心中国政府的。”
“那莫言的书,你看过吗?”
“很久以前看过,已经毫无印象了。不如咱们两个一起看看吧,就看《肥臀丰乳》,大家都说这是他的代表作。对了,今年小昭和李姐的生日,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送ipad怎么样?”
“好呀,她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
大概半个月后,抽烟的时候,我对严哥说:“我不喜欢这本书,可是网上很多人说它是一部难得说真话的书。我有点困惑。”
“你怎么理解”真话“?你大概不知道,真话也是可以骗人的吧?”他想了想,笑着说:“来,我给你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,李姐和我说厕所很臭。我告诉她,你下午用过厕所。我没骗人,对吧?可她就会以为,是你把厕所弄臭了,对吧?但事实可能是地漏反味,跟你完全没关系。也可能你用完之后,还有其他人进去过。但我只说了你,就暗示问题是出在你身上。”
他吸了口烟,吐了个烟圈,说道:“第二个例子,这次是个真实事件。我公司里已经有两个人,仅仅因为拍了几张照片,就被抓起来了,一个被判了五年,另一个判了两年。你听到这件事,第一反应是什么?是不是觉得公司管理太严格,小题大做?那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,他们一个拍的是投标的标书,上亿标的;另一个拍的是女厕所,还拿视频去网络上贩卖。”
严哥弹了弹烟灰,继续说:“第三个例子,同一件事——一个女人被杀了。新闻可能这样报道:”6月15日,本市一女子被人杀害,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。
“也可能这样写:”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小红,还在憧憬大学生活。
仅仅因为一次口角,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6月15日。
临死之前,她想到的可能是做好饭菜等待她回家的妈妈,可能是顽皮的弟弟,可能是考试后打算穿上的新裙子……“两种报道,都是事实,对吧?但前者你看完可能面无表情,后者却可能让你义愤填膺。你可以留意一下新闻报道。一件事,如果想压低影响,媒体就会只给你冷冰冰的数字;如果想扩大影响,就会写的格外让读者共情。很多新闻炮制的过程和写应用文类似——先定好想要表达的观点,再根据需要取舍材料、调整表达方式。新闻这种基于事实得东西尚且如此,单纯虚构产物的小说呢?”
他抬头看着我说,认真地说:“暗示因果、片面事实、调动情绪……都是真话,但也都是谎言。”
我默默点了点头,不得不承认严哥说得很有道理,但还是觉得,网络上对莫言铺天盖地的赞美也不会毫无道理吧。
我问严哥:“可是莫言说过:”我有一种偏见,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。
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,揭示社会的不公正,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,揭示恶的成分。
“,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呀。”
“这世界总是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好的一面,文学不应该客观公正的描述吗?如果只揭露阴暗,不就成了文化露阴癖。”
“你也不喜欢这本书?”
“文学欣赏嘛,一般都叫分本分析。为什么呢?因为作家想的是A,写出来的是B,大家每个人理解的是CDFE—直到无穷。一部作品,写出来,发表了,A就不重要了,大家看到的都是B,分析也就是分析从B得到的各种解读。作家的A呢,虽然可以从作家的生平来揣测,但是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。即使是作家自己去刨析A,可一个人真的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吗,更何况作家也是人,人都有修饰自我的冲动,文过饰非嘛。唯一不变的定数,就是B,所以一般都是进行文本分析。我个人理解呢,就像我说过的词汇的转义一样,每个人对同一本书的理解,也都是自己过去人生经历的一种映射。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,应该是能够考虑到读者的理解能力,让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尽量的贴近A,至于少数比较特殊的人,就只能放弃了。但最好的作家,应该隐去A,让B尽量客观的反应真实,这样B就会如同一面镜子,清晰的倒映出每个人的样子。”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
“有点跑题了,不过简单地说,在我看来,这本书就是屎!当然了,也许是我的解读有问题,也许文本B不是,作者的意图A更不是,但在我的理解——C,它就是一坨屎。你应该也知道苏东坡和佛印的那个典故,苏东坡说佛印像屎,其实是他心力有屎。也许也是我心中有屎吧,但无论如何,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屎,至于是C屎还是B屎,甚至是A屎,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这本书里基本就没有一个正常人,所有角色都是扭曲变态的,唯一的美好,就是瑞典神父。我提醒你一下,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学院颁发的,而瑞典是出名的种族主义国家,极度歧视中国人。书里面的母亲这个角色,生下的唯一男孩就是和瑞典神父生的,在教堂里一边喊着”哈利路亚“,一边做爱受孕的,书的开头是生产男孩,结尾是和神父做爱,他妈的还首尾呼应了。”
“会不会是因为你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呢?”
“魔幻现实主义我也看过呀,比如代表人物马尔克斯。《百年孤独》我看了几次,都只看了开头一点就看不下去,倒是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我一下就看完了,这书太流畅,感觉就像河水流淌着,偶尔打一个滑顺的漩涡,又接着流淌下去。看完了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我又耐下心来看《百年孤独》。
说实话,开头还是有点看不下去,直到我看到第二章结尾——乌尔苏拉找到通向外面的路,这使我大为震撼,我现在也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
不过我接着就一直看下去了,看完了之后,真的惊为天人,我甚至马上又看了第二遍。
《百年孤独》之外上一部让我有类似震撼的作品,还是契诃夫的《农民》,虽然他的《醋栗》我也很喜欢,但是还是最喜欢《农民》。《农民》给我的感觉,像一个无限光滑完全透明的水晶球,而《百年孤独》则像是一个球。
看起来不太光滑,但是细看有无数的类似分形的繁复花纹。说回来魔幻现实主义,我一度以为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是比《百年孤独》成书更早的,因为显然《百年孤独》的魔幻程度要更高,但事实上是相反的,也就是说魔幻程度是随马尔克斯写作的成熟而降低了的。对此我有一点点猜测,魔幻的写法虽然可以提高表现力,但是没有力度,这是缺乏了真实感造成的,就像看一个特效非常好的电影,里面的地球毁灭可能冲击感可能还不如现场观摩一次车祸。更何况,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更多应用在描写方法而不是描写的对象,以我个人的文学审美来看,描写对象的魔幻化,也就是暗喻,是最愚蠢卑贱的写作手法,这本质上和流氓泼妇指桑骂槐没有区别,更何况这只能增强表现力,对于说道理来讲,总会因为本体和喻体的不同而丧失准确性。当然了,涉及到了审美,就是主观的东西了,没有对错高下。”
“那你是不喜欢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?”
“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呀。我没有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,也没有不喜欢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。我只是觉得,有些中国作家,把这个南美洲用来舔民族伤口的舌头,拿去舔帝国主义屁眼了。其实发散一点想,如果哪天中国解放台湾,肯定也会安排几个人反体制的人获得诺贝尔奖的。许子东最近讲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个要素:乡土、现代主义、文革、反体制、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译本、海外评论界的支持。如果哪个作家或者你,对诺贝尔奖有野心,其实完全可以提前布局等待时机。”
严哥抽完了烟,拍拍身上, 嚼着口香糖进屋子去了。
我很喜欢严哥这一点,如果我不想发表看法,他也不会强求,这让我和他谈话没有压力。
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没什么看法,可虽然我没什么想法,也还是觉得他有时有点极端。
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本书,倒不是像严哥那样,有什么分析和想法,只是单纯的觉得看了恶心,生理性的恶心。
不过即使严哥把这本书贬得一无是处,我还是有点固执的觉得,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,一定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长处的,这事情如此困扰我,以致于我在之后几年问了很多人,很多时候场合和对象都不太合适,可是我也要试着问一问。
很久之后,我终于还是放下了这件事,那是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,我又问起这本书。
和大多数时间一样,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莫言,更没听说过这本书,即使听说过的,也表示没看过。
但这次,一个我已经几乎毫无印象的同学说:“不就是”黄毛干老妈“嘛,这种片子还是有几部的,回头我给你番号。”这同学是个一生平安的好人,如约给了我刚刚好九个番号,确实都是“肥臀丰乳”的,也有熟悉的恶心感。
这就是我长达近十年的,一场始于诺贝尔奖终于日本番号的文学之旅。